江南体育：爸爸是体育教练，我却没成为运动员

　　作者：江寻

　　编辑：渡水崖

　　“今晚乒乓球混双决赛咯。”七月三十日上午，我往家庭群里扔了一条信息，随后又补上一句：“对阵朝鲜队哟。”企图将看点拉满。

　　“今晚回去看看。”老妈回复了我，连带一个呲牙笑的表情。而我亲爱的老爸，没有答话。

　　“老爸当了一辈子教练，不想再看体育比赛了。”这是有一次，我已经上大学了吧，暑假在家，打开体育频道看篮球赛，随口问了一句，得到这个回答。

　　“哦，好吧。”那时我二十出头，还太年轻，掂量不出这句话的分量。

　　二年级的时候，我识字不少，眼尖，在教科书上发现了老爸的名字。

　　那是《思想品德》的副册，我们当地编写的大事记。我指着那一页照片中的老爸对同学说，看，这是我爸，还有他的学生。同学朝我翻了个白眼，你骗人。

　　老爸确如他所说的，教了一辈子体育。退休之前，他是我们当地体校的教练，执教一项小众球类项目，属于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一部分。他的女子球队曾经拿过全国冠军。那时我还小，记忆零星，只听他提起过一两次。等我再大一点，想起来了，追问他，他先是愉快且不失骄傲地讲述一番，很快情绪又下去了，偏过头，摆摆手，莫提当年勇。

　　老爸自己不是学体育的，大学修的地理专业，毕业后回到老家镇上当老师，遇见了我妈，于是有了我。也许是篮球打得好，会写文章，还习得一手好字，总之，他被调到了体育局。

　　老爸教了一辈子的那个球类项目，他自己没打过，更没上过场。我甚至怀疑，在上岗之前，他可能都没听说过有这种球。长大以后，我问他是怎么教学生的。他说，看书，看教学光碟，然后就可以“纸上谈兵”了。

　　如今他退休了，是和老妈差不多同时候退的。老妈有时会出去旅行，他不去，在家泡茶、搞卫生，下楼散步，说自己还有很多心事，都办妥了才有心思去玩。年轻时的光彩早就淡淡散去了，时光让他变回了一个平凡的中年人，现在是老头儿。我们已经很久没就体育运动聊起来了，不过昨天打视频电话时，他还给我们“晒”他的新运动T恤，后背印着“CHINA”一词。

　　在我成年之前，我们一家四口，包括年迈的奶奶，住在体育场的单位宿舍里。这是八九十年代典型的单位职工宿舍楼，楼道里黑洞洞的，各户阳台上晾着五颜六色的衣服鞋袜，种着广府地区随处可见的杜鹃花和仙人掌。站在我家阳台上，可以毫无遮挡地眺望整个运动场。起大风的时候，大门会被吹得砰砰作响。

　　运动场的另一端，是老爸球队的露天训练场。记忆中是用黄土填平的泥地，一到下雨天，泥土被水浸湿，变软了，一脚下去就是泥泞。球场边上是一片野草疯长的荒地，长着茫茫一片数不清的含羞草。轻轻一碰，它的叶子就会卷曲合上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放了学就会去找老爸，把书包往石凳子上一扔，随手捡一根光秃秃的枯枝，打含羞草去。

　　有时我会跟着老爸去巡查宿舍。女生宿舍一进去，就是一个大观园。在训练场上，老爸凶得很，学生们都怕他。离开了训练的场所，她们又都围着他。她们大多活泼开朗，哈哈大笑，有着普通女生不常见的健美和帅气，真好看啊。她们伸出指头挑我的小脸，递零食给我，我害羞，躲在老爸的身后紧紧抠住他的衣角，探出一双眼睛好奇地观察她们。

　　读四五年级时，我遇到老爸来班上选苗。五六十个孩子齐刷刷地起立，老爸穿梭于其中，神情严肃，假装没有看见我。据说全红婵是在课间跳格子时，因惊人的弹跳力被选中的。老爸挑选苗子，也有他的法子，其中一项就是看小腿肌群。小腿上的那一小坨肉，如果位置靠上，又结实紧致，就说明能长高，弹跳好。不然就是“大软脚”，长不高的。而我就是一个“大软脚”。

　　这不妨碍我跟随老爸参加训练。老爸的球队兼打篮球，偶尔充当篮球队上场比赛。我练的就是篮球。老爸给我们示范了一遍三步上篮，我接到球，向前迈出两步，起跳，上篮，学会了。我可能是他学动作最快的学生之一。

　　但我跑动不行，老爸常说我的腿绷得太紧了，得放松一点，可我一直没搞懂怎么样才算是放松。我是个总放松不下来的人。最终我也只会三步上篮和一点笨拙的过人技巧，要升六年级了，老爸说学业为重，终止了我的训练。

　　我跟老爸开玩笑说，要是学习不好，我就打篮球去了。老爸不以为然，说“大软脚”是没用的。是的，我果然没长高，并且骨架小，天生脆皮，风一吹就倒。你如果在现实中认识我，不会觉得我跟体育运动有什么关系。但这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是个病猫。

　　我没记错的话，那是一个穿短衫短裤的夏天。体检医生往边上的空地一指：你去那做十个深蹲。我不知道深蹲该怎么做，大概就是蹲下起来再蹲下起来吧。于是我乖乖走过去，在同学们咯咯咯的笑声中做了十个并不标准的动作。随后医生又给我作了检查，对我妈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。直觉告诉我，我又摊上事儿了。

　　那年我十岁，四年级，在我妈的班上。我已经很会生病了，还有冷不丁的闯祸。前一年，我接住从蚊帐顶跌落的猫咪，划出了一道长长的伤痕，当即见了血，打了当时被称作“狗针”的狂犬疫苗。那时大家都说，打“狗针”会变笨的，为此我吃了不少天麻炖猪脑。为什么大人们会觉得吃猪脑能变聪明？我也不清楚，但天麻炖猪脑确实好吃。

　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我害怕这个充满病毒、细菌和冷空气的世界。

　　到了冬天最冷的日子，老妈会给我穿上一件打底衫，套上两件毛衣和一件毛褂，最外层是一件羽绒服。直到裹成一只粽子，我才能去上学。我偷偷观察过身边的同学，他们一般只穿一件毛衣，顶多两件。只有我，三件。对一个要强的小孩来说，这跟丑陋的疤痕一样让人不安。

　　南方湿冷的空气，既不似陨石的撞击，也不是如箭般直穿过脏腑，而是像毒液一样缓缓渗透，漫过层层的衣袖，浸没皮肤，漏进骨髓里，冷到深处就变成了细微而连绵的疼痛。我动了动喉咙，干干的，它可能又要红肿发炎了。

　　我熟悉每一家医院和门诊部。我看过许多医生，有人民医院的专家医师、门诊部的普通医生、退休返聘的名医、药店里的驻场郎中，乃至隐居于某个宅邸深处的神秘中医。我吃过同样来路不明的民间偏方，是一种据说治疗痛经的药粉，灰褐色的外表，在药包里堆成一座好看的休眠火山。家里有个爱生病的孩子是这样的，爸妈开着摩托车载着我，踏遍这座小城的东西南北。

　　那天体检过后，我妈把我载回家，一家三口开了个短平快的家庭会议。我只记住了一个词，心律不齐。也就是说，我的心脏有时会停拍。对于这种似病非病的存在，我们缺乏认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还能打球吗？还能玩捉人游戏吗？这些问题似乎有点不合时宜，我把它们都咽到肚子里去了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侧卧着，听到心脏如鼓点般咚咚咚地跳动着。我以前也经常侧着睡，怎么就没发现这声响是如此的清晰呢。它不停地从内部撞击我的身体，像是我把它关在里面似的，暴戾地呐喊着。偶尔的停拍，像一段漫长的真空，把我吸进黑洞。它忘却了本该熟稔的旋律。

　　我翻了个身，那搏动的声响依然没有消失。我猜它是故意的。我一骨碌从黑暗中下床来，跑到爸妈的房前敲门。老妈在里面问我怎么啦。话涌到嘴边又蒸发了，我说，我怕鬼。

　　后来的那段日子，老妈经常载着我去人民医院看医生，检查，复诊，吃药。再后来就不去了。我不知是我病好了，还是没得治，还是那医生不靠谱。没有人明确告诉我答案，我也没有去问。它似乎凭空消失了。

　　老爸还是带我打篮球，也许他们相信，运动能让我的身体素质好起来。上初中了，我的体育成绩没有很好，篮球赛才是我的主阵地。老妈嘱咐我，你心律不齐，不能过分剧烈运动，累了记得换人。我点点头，答应了。但上了场后，我就彻底忘掉了这件事，只想上篮，进球得分。隔壁班的同学说我打球特别“狼”，“狼”就是凶狠的意思。

　　篮球赛过后，我十四岁了，进入青春期，突然就变成了另一个人。这个人长着海草般的披肩长发，沉默地穿过阳光直刺、风声呼呼的长廊，逃到文学的世界中去，探问自己到底是谁，内心在噼里啪啦地发育，身高却几乎没再长过一寸。

　　篮球开始在我眼中失去魅力。我也不再相信，运动可以让我的体质好起来。咽喉炎和肠胃炎轮番统治我的身体，一到医院就是挂水。护士说，你的手腕好细呀。又说，血管怎么这么细，我都怕针头扎不进去，你把拳头再捏紧点。我不断从他人口中确认自己“娇小纤弱”的特质。

　　对于发生在我内心细微而根本的变化，爸妈表现出了中国父母常见的困惑与迟钝。他们突然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语言与我交流，话语变得笨拙。而我也是如此。我们仿佛丢失了十几年来形成的共同的语法。我投身于名为成长的海洋，独自一人。

　　体育场，我物理意义上的家，为我的青春期提供了唯一的庇护所。晚饭后，夜幕降临，运动场上亮灯了，民众如鱼群般涌入。体育场大门外停满了摩托车和小轿车，夹杂其中的是各式摊贩。我经常下楼散步，从体育场晃荡到马路对面的体育馆，到处都是喧嚣的人群。烧烤摊上仙气腾腾，肉串被烤得滋滋作响，混在油烟里冲鼻的香气萦绕不散。我也是人海中普通而踏实的一员，这让我感到安心。

　　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，每到学业繁忙或压力增大时，我比平时更容易生病。可我对此束手无策。这次是到了备战中考体育加试的时候，我开始频发神经痛。激烈的跑步或跳绳之后，心脏周边如蜘蛛网百转千回地纠葛在一起的神经，就会“搭错线”，伴随着心跳的节奏，突突地痛起来。我只有蹲下，含胸，把头埋起来像个鸵鸟，才能好受一点。

　　老爸联系到心脏科医生，给我约了一个24小时心电图检查。这是一个轻巧的装置，往身上涂一层凉丝丝的凝胶，吸附其上，我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检查结果可以说很好：窦性心律不齐，良性。我的心脏有瑕疵，这辈子是当不成飞行员了，但正常生活没问题。

　　我很难描述此刻的感觉。老爸以他一贯的云淡风轻对我说，囡，不用担心，你没事的。我心里知道，压在我们家心上整整五年的那块沉甸甸的石头，被轻轻地拨走了。我本来视我的心脏为对手，一直等待它哪天终于爆发，我们面对面地来一场决战。如今它如婴儿般乖巧地躺在我的身体里，甜美而天真。

　　我的体育加试成绩接近满分。这一年是2008年，中考结束，北京奥运会就来了。

　　我最喜欢的其实是2004年的雅典奥运。相比于北京奥运的盛大、浩荡、浓墨重彩，雅典奥运更像一个轻盈曼妙的序曲。

　　比如某天，老爸打开了110米栏决赛的电视直播。田径比赛，不就是一群人在那比谁跑得快吗？太枯燥了，我皱了皱眉。鸣枪。起跑了！老爸从厨房里冲出来。刘翔！解说员声嘶力竭地喊。刘翔！老爸也跟着喊。大家都疯了。21岁的刘翔仰着头披上五星红旗，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太阳神。

　　故事有一个古希腊悲剧式的结尾。四年后，刘翔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，一瘸一拐地蹦到终点，俯身亲吻了最后一道栏，结束了一位卫冕冠军的奥运会之旅。

　　这一年，中国夺得金牌榜第一，“综合国力”成了一个热门词汇。我的体质并没有因为升上高中而好起来。我已经彻底忘了，自己曾是一个生猛的体育少女，只有倔强的脾气与日俱增，与我孱弱的体质形成明晃晃的对比。

　　我一度喜欢上了羽毛球。刚好有位省队退役的羽毛球教练，在体育场的球馆里开班授课。老爸给我办了一张卡，买了个好球拍，每个周末提着泡好的茶水陪我去训练。

　　我再次展露出了体育运动的天赋，又或者，我只是学东西比较快而已。本来占据一上午课时的开球，我学两轮就学会了，能发出不错的球。老爸很高兴。我很快又学会了接发球和正手击球。

　　但学球的周期太长了。每周一节课，中间遇上我生病，又得停一周。半个月后，我再次回到球场上，发现自己已经没手感了，打得一团糟。

　　老爸是个急躁性子，中途休息时，一直站在我的身后骂我不好好打。我低头拧着水杯盖子，面对着墙壁，不用回头，就能感知到全场的眼睛都盯在我的后背上。好好好，我也知道自己差劲呀。我的倔脾气也上来了，心一横，把球拍装回到球袋里，斜挎上就往外走。

　　我快步穿过夜间的运动场，散步和嬉耍的人群如暗云从我身旁飘过，隐隐约约听见老爸跟在身后，用高亢的嗓音继续批评我。羽毛球教练跟上来打圆场，劝导他不要着急。他平时就是用这种不讲道理的铁腕方式教育学生的吗？他不知道我太久没练了一点状态都没有吗？他不知道最失望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吗？我气愤得忘记了哭泣，只是闷头疾走。

　　那次以后，我俩心照不宣地没有再提学羽毛球的事，仿佛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。那张学习卡我没有丢弃，上面来不及打勾的格子，空荡荡的，像个不语的审讯室，折磨了我很久。再后来它也不见了。

　　事后回想，这场争执毫无必要。但凡我忍一口气，或事后跟老爸说我还想学，他还是会高高兴兴地给我泡好茶水，陪我练下去。又或者老爸来问我还想不想练，我肯定马上说我想。都不要紧的。可我和老爸就是这样的性格，谁也不肯给谁一个台阶下，两块坚硬且棱角分明的石英岩。我不愿意承认，但我确实像我的父亲。

　　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无疾而终的事情太多了。成长充满了遗憾，也许这才是成长的真相。我并不是想说一些励志的话。我想说的反而是，有些东西太难、太难去改变了。它就在那里，瘆得慌，可你就是除不掉它。我和老爸之间，始终延续着类似的处理冲突的方式，能说硬话就不说软话，粗暴、伤人且无济于事。

　　如果说我从这件事中还发现了什么的话，那就是，我窥见了一个近乎赤裸的自己。这是一个常年在多病的躯壳里封锁着自己的孩子，她自信、骄傲、倔强，同时也胆怯、柔弱、悲伤，这种分裂让她迷茫。她心中有一匹难驯的野马和一只瘦小的羔羊，无法把相反的特质糅合成更加强大的自己。这可能会成为她一生的功课。

　　“我最后问你一次，真的不考公务员或教师编了吗？我想再听一次你的回答，以后我们再也不问了。”老妈发来问候。这个时候，我27岁，辞掉国企的工作，来到深圳待业。

　　“不打算考了。”我对她作了最后一次认真的解释。体制内的工作，我确实是不考虑且无向往的。老妈有时会说起，谁家的女儿考公上岸了，就在隔壁的市里上班，周末一家人开车出去自驾游。我告诉她，你的女儿不是这样的。

　　在择业的事情上，我始终对父母有着一份暗暗的愧疚，我总是让他们忧心忡忡。这份愧疚的心态，我一直“隐瞒”着自己，只在潜意识里运行。而在自我意识当中，我清楚地知道，应该由我来决定自己的人生，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任。我不必因此对任何人说抱歉。

　　可我有时也会闪过一丝心慌。要是回老家或在省内某个地级市，考一次不成就再考第二次，总能上岸的。这样我就能拥有一个相当稳固的饭碗，过上稳妥而体面的生活。我不可能这么做，而这正好暴露了一个我更不愿意看到的阴影面：

　　作为一个体制内家庭出身的孩子，我对稳定和安全有着本能的依恋，我害怕不确定性，我害怕努力了却失败，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冒险者。这一点，像无形的家庭资产一样，从爸妈的手上传承给了我。

　　人生继续向前。我转过行，也结了婚，养了一只可爱的猫咪。生活变好的证据还在于，爸妈的工资也迎来了翻番，住进了四室一厅的小区房。我们终于不再为钱所困了。我爸渐渐老了，早就不带球队了，退居二线，过起喝茶看报纸的办公室生活，直至退休，脾气变好了，家务也做得勤了。

　　不过有些时候，他们似乎还停留在零几年呢。比如我和我先生出去吃东西，拍照给他们看。看到冰淇淋，他们说，这么冰，肠胃受得了吗？看到涂着厚厚的辣椒酱汁的路边摊烤串，他们说，卫生不，不会肚子疼吧？他们忘了我已经不是病猫了。

　　记得大二有一段时间，我对自己的体质有种近乎魔怔的忧虑，包包里常备肠胃药，发现不好的苗头就迅速掐灭。有次在小姨家，准备出门探望我不常见的亲戚们，我先吃了一粒整肠丸，镇场。小姨笑我，有没有可能你不吃没事，吃完反而肚子疼？

　　我不知道，我不敢试。我有时会毫无征兆地突发肚子痛，不是锥子钻或刀绞的痛，而是从肚子深处渗出的钝痛，抽走了我的体力，然后是视力。眼前逐渐模糊，意识在流失，我扒出药瓶子胡乱吃了两粒，静待潮水退去，没有别的办法。身边没有人会像我这样。我恨我的躯体。我恨我日渐萎缩的怯弱的灵魂。

　　后来我还开始严重失眠。说来好笑，失眠的直接原因，是我想治好自己的入睡困难。我试过无数的方法，数绵羊，深呼吸，听钢琴曲，睡前拉伸运动，都没有用。结果越陷越深。后来到了我不得不求助于心理老师的程度，因为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还无法入睡之后，我的肌肉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。

　　心理老师是个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姐姐，看着既不热络也不冷漠。我喜欢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。她说的话，和我在心理学书籍上看到的一样。但情绪有了被看见的出口。她说，如果你过分关注身体的某个部分，它会得寸进尺地占据你的注意力。我问她，我经常突发肠胃炎，也是一样的么。她说是的。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就等于得到了支援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我睁眼盯着天花板，什么都不干，什么也没想，直到三个夜猫子室友都已安然入睡，倦意终于席卷了我，把我包裹在寂静的黑夜里。第二天起来，我把肠胃药从包包里取出来，狠狠地压在了箱底。

　　我尝试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，我已经很久没敢这么吃了，包括在粤语语境里，寒的、热的、湿的，我都去吃。我的肠胃需要这样的锻炼。我还开始增加运动，跟随体育老师早起，到操场上跑圈，跑到几近虚脱，开肩，压腿，在大树底下做瑜伽，冥想，直到太阳醒来。

　　我开始掌控自己的身体。这种对身体的“胜利”，是我从未有过的，这让我感受到了内心生发的笃定的力量。后来，我把它称为“柔韧性”。

　　我最喜欢的球队之一，克罗地亚，就有着这种“很弱又很强”的柔韧性。它总是踢平，踢到加时赛，踢到点球大战，却能在最后一刻踢赢。

　　也许生活就是被打倒，又站起来，如此反复的过程。我可以同时是柔软的羔羊和无畏的野马，前者不会让我羞耻，后者也不会让我狂妄。有什么都放马过来。

　　我亲爱的老爸早就不打球也不看球了，他最近的爱好是修缮乡下的老屋子，他说老屋翻新好了，他就没心事了，可以戒烟了。我能想象他说完这句话，当即抽出一根烟点上的样子，烟雾从他口中徐徐吐出，他一定又想起了一些往事。

　　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，老爸得到过更好的发展机会，需要调到外地。后来他说，我那时太小了，他舍不得走，想陪伴我成长。而我记忆中的版本是，在KTV告别会上，老爸和学生们唱了一首又一首歌，最后他和学生们都哭了，我也跟着哭。他最终没有走成，在老家县城当了一辈子教练，一件运动服可以穿二十年。他被留在旧时光里了。

　　奶奶过世以后，体育场的旧房子，我们就不再住了。房子打折租给了小姑，她陪孙子在城里读小学。我去过几次旧房子，搬走了一些旧物，主要是书、笔记本和老照片。

　　我翻出了一张五年级时拍的照片。我穿着一件薄薄的V领黄色外套，短发落在耳后，腋下夹着一只篮球，眼里含笑，神采奕奕。我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原来体育撑起了我阳光和坚韧的一面。

　　我们还把爸妈年轻时的照片都看了一遍。我先生说，爸妈当年的精气神，比我俩都好。那时爸妈还很年轻，那时世上还没有我。

　　有次我和老妈开车去外婆家，车子驶在高速公路上，坐在副驾驶的老妈突然开口说，“我年轻时的梦想是开一家书店”。该下高速了，我打开右转向灯，减速驶入匝道。

　　“哦，是吗？我记得你以前说是想当医生的。”

　　“那是因为外婆身体不好，我想当医生给她治病吧。”

　　我想起了一些遥远的不起眼的旧事。老妈说读师范不用交学费，她就去读了，十九岁就出来工作。我喜欢买好看的笔记本，抄写喜欢的诗和句子，老妈说，她以前也好喜欢摘抄。这些都被小时候的我忽略了。那个幼稚的小孩以为，父母从来是父母，孩子一直是孩子。

　　“哦。”我答道，等待她继续往下说。可是她没再说什么了。

　　那老爸年轻时的梦想是什么呢？我真不知道。我有时觉得自己无比了解他，有时又发觉对他一无所知。

　　爸妈的老年生活将怎么过，我的人生又将如何继续，我也不知道。关于未来，我一概不知，除了时常失踪又终能寻回的勇气，除了永不熄灭的期待。